銘報即時新聞

　法國學者馬克費羅說過電影是“人類歷史的代言人”，認為電影借助某些能夠增強影片功效的手段來介入歷史，進而書寫歷史、塑造歷史面貌。許多電影通過題材的選擇、情節的設置、意境的營造進而抒發個人或民族的思想與意識，以此表達民族主體對自身歷史、自身文化的思考和對自身命運的展望。

　近當代臺灣由於先後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國民黨的文化高壓以及之後的民主化轉型，因而在民族身份和民族命運的思考上更為強烈，家國情懷更為濃郁；而由於歷史脈絡的支離破碎，也導致了臺灣社會心理的傷痕色彩更為明顯，這也很自然的投射在當代臺灣的電影中。

　新世紀以來，以《藍色大門》為發端，臺灣影壇出現了一批題材、風格類似的青春片。相比于早期的臺灣青春片，這批作品拋開了過去臺灣青春片具有的更為宏大的社會與歷史背景，轉向探討當下臺灣社會中個體生命在歷史變革中的生活洪流，呈現出了全新的藝術特徵，以浪漫唯美或者殘酷極端的方式表現著青春的無處安放與無限美好。故稱之為“新青春電影”。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藍色大門》、《臺北晚九朝五》、《夏天的尾巴》、《盛夏光年》、《不能說的秘密》、《練習曲》、《九降風》、《海角七號》、《艋舺》等。

　從影片本身來講，這類青春片除了關注社會現實之外，更多地將視角投向校園愛情和成長苦惱，淡化了現實主義和更為宏觀的社會歷史色彩，將鏡頭對準了個體的生活體驗和內心的隱秘世界。但這並未減少此類影片透露出的“傷痕”色彩，相反，由於此類影片更多的將視角轉向了當下青年一代的個體生活體驗，因而散發出更為真實的個體傷痕色彩，通過這種個體的傷痕進而描繪出整個社會更為深刻的心理傷痕。

　一、父權神話的傷逝——從性向焦慮到情感放逐
　新世紀以來的臺灣青春電影更多表現的是同性取向的複雜感情，代表作品有《十七歲的天空》、、《盛夏光年》、《刺青》、《渺渺》、《漂浪青春》。同性取向在臺灣乃至亞洲“儒家文化圈”並未得到廣泛認同，因此這類影片的增多以及對同性文化的宣揚本身就是“傷痕意識”在臺灣青年一代身上的體現。

　作為青春亞文化和邊緣文化的結合，同性戀題材的青春電影反映出臺灣青年一代都在試圖逃避難以確定的現實世界，夢想以一種極其超脫的態度來超越臺灣的認同紛爭。實際上，從20 世紀90年代開始，由於臺灣各種社會力量和意識形態的對比關係發生變化，臺灣民眾對自己身份的不確定感越來越強烈，並由此在20 世紀結束前“形成了整個社會的認同危機”。

　如果說20 世紀90 年代以李安電影為代表的臺灣傳統電影都在試圖表現曾被壓抑的性向和身份，都在試圖消解傳統文化中的父權神話和曾經經歷的威權政治，從而傳達出臺灣民眾的身份焦慮。那麼，到了新世紀，臺灣青春電影就是以極其複雜的形式折射著現實的狀況，即東西文化碰撞下的艱辛的民主化之路與飄搖不定的民族回歸之旅。

　在新世紀諸多的臺灣青春電影中，作為權威的長輩形象已很少出現，通常處於陪襯、甚至缺席的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著臺灣青年一代與上一代在情感上的疏離，也預示著新一代對自我情感的放逐。《藍色大門》中的體育老師，只是國中女生孟克柔試圖證明自己性取向的符號式的存在；《九降風》中七個男生成天聚在一起，抽煙喝酒、蹺課鬼混，但每個人的心中依然有同伴無法侵入的隱秘角落與心靈禁區；《渺渺》中小璦的父親只在故事的開始和結束時露面；《亂青春》中的兩位父親一位一言不發，另一位曾與女兒的同性女友援交……所有的這些影片中，子一代往往沉溺於靈與肉的雙重放逐，而父一代卻顯得頹廢、無能，消解甚至顛覆著早先的臺灣電影中構建起來的父權神話。

　在電影《艋舺》中，導演鈕承澤也為觀眾勾勒出一幅父子兩代情感放逐的畫面。在主人公蚊子的生命歷程中，孤獨地成長，和母親關係疏離，父親一直缺席。反諷的是，蚊子不顧性命也要捍衛“父親”的權威，可他自己正是父輩爭權奪利的犧牲品。

　二、故國家園的迷失——從身份尋找到故土鄉愁
　長期以來，對於臺灣歷史的敘述都是支離破碎的，從日據“皇民化政策”，到國民黨時“文化高壓”，從上世紀50年代美國“援助”，到當下的“藍綠之爭”，政治紛擾的無處不在沖淡了固有的民族文化記憶，臺灣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也始終曖昧模糊。由於特殊的歷史變遷，臺灣電影曾一度將在本土描繪成無根的浮萍，關於身份認同的焦慮都或多或少、有意無意地反映在這些青春電影之中。

　在侯孝賢《童年往事》、楊德昌《光陰的故事》等影片中，傳達出對臺灣文化身份追尋與反思的努力。電影《練習曲》中環島游的歷程，反應出島嶼民眾孤獨，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現狀。環島不僅僅是一個年輕人的夢想，更是對本土文化的尋根之旅，這樣一次追尋，增加了海島居民的主人翁意識，也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人們通過審視自己所處的文化環境，尋找自己的身份標識。

　“新青春電影”時期，片中關於人物身份的外在符號都在不斷瓦解，影片的人物設置、審美趣味、情節套路等都清晰地折射出日本青春片的影子。《盛夏光年》、《夏天的尾巴》、《不能說的秘密》、《渺渺》等幾部影片中的聲畫元素都有比較明顯的岩井俊二風格：日系制服、田間遠景、天空和大海的空鏡、流水般的鋼琴配樂等。這些人物身份符號的“日化”，也折射出臺灣青年一代對自身身份的迷茫與追尋，在錯位中探求自身文化身份的座標。

　“鄉土”之於臺灣電影而言，既是主人公生活的腳下土地“臺灣”，又是精神上的故國家園，因此，在傳統的臺灣電影中，文化記憶和歷史記憶都糾結在電影主人公的命運變遷上。如在侯孝賢的電影中，通過父親始終無法釋懷的歸鄉愁緒，揭示出“鄉土”的家國故園內涵。此時的鄉土既是年輕人生於斯長於斯的腳下土地臺灣，也是血脈聯繫的大陸。

　在新世紀的青春電影中，淡化了侯孝賢式的歷史悲情和沉重寓言，故土鄉愁的“傷痕意識”不再由電影主人公的命運變遷來承載，而是轉向於在銀幕上呈現出一個充滿了自然氣息、鄉土味道和富有地域特色的臺灣形象，通過這種形象的建構來找尋古國家園。《練習曲》通過一場逆風單車環島的旅程，將高雄、花蓮、宜蘭、彰化、臺北等地的人間百態和自然風景交織在一起，展現出臺灣人對濃郁的本土意識和漂泊的故國情懷。這類影片通過美麗的港灣、起伏的稻浪、雄奇的山崖以及普通話、閩南語、客家話混雜的方言語境，以期達到對本土家園的守候與民族根本的兼顧。